二是在益州交子务设立后，交子背后的商业信用转变为政府信用，即官交子阶段。

大量的数字金融从业人员在开发、发展业务过程中做了许多突破性的创新，满足过去尚未很好得到满足的需求，有效支持实体经济。即便是做得相对成功的大科技信贷，虽然覆盖面已经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大，但通常贷款规模都比较小，大多是用于解决企业的流动资金问题，很少能够用于投资扩张。

但金融监管不是行政管制，如果政府部门甚至监管机构强制推行行政性的管控、干预，肯定会伤害金融创新的积极性，也很难真正管住金融风险。我国现在遇到的一个具体困难是，优化金融服务需要政策鼓励金融创新，提升金融质量，但防范化解风险又意味着要加强监管。这样，国家安全与经济安全的重要性前所未有地提升。 一、金融政策的新方向最近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了一系列金融政策的新思路、新方向和新政策。从长周期看，各国金融政策普遍存在明显的钟摆现象：通常在金融危机之后，政策会往收紧的方向摆，紧到一定的程度可能会影响效率，政策就开放往放松的方向摆。

我国的第一家P2P平台于2007年建立，鼎盛时期曾经有超过6000家平台，最终于2020年平台数清零，算是从初创到终结走完了一个完整的生命周期。数字金融在缓解融资难投资难问题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进步。从中间目标看，货币政策应该盯住一篮子价格稳定性，包含PPI（生产价格指数）、CPI（消费者物价指数）和一切具有金融属性的资产价格。

各国都在关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货币增长和负债率。在我和我的博士生们（主要来自中央银行、银行监管部门和金融中介机构）讨论的过程中，我做了一个大胆推断——如果我们没必要那么复杂地思考问题，仅仅把货币作为一个制度性现实存在，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限定一下真正有意义的货币交易？在他们的一脸惶惑中，我说，如果我们试试把货币交易定义为货币与货币之间的交易，一切会变成什么样？聪明的他们马上理解了——货币交易是同一货币的跨期交易，也是不同货币的即期交易，一切问题迎刃而解，货币理论势必变得符合真实世界。原来的金融稳定理念基于金融同业之间的交互资产负债连接，因此大型机构的流动性问题往往对整体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具有致命影响。我的担心在于，会不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一方面，货币助推资产泡沫化，反噬货币自身的存在价值。

100%意味着参与国事实上实施了货币局制度），因此，货币篮子权重具有浮动性。因此，金融中介不是社会经济主体信用的加权平均（如果是，则金融中介无关紧要，其仅仅从事撮合这样的技术活），而是具有独立的、高于社会经济主体信用水平的行业。

这些研究所隐含的假定是：金融中介在宏观上是无关紧要的——它仅仅是一个桥梁和筛选机制。在这一问题的讨论中，我和刘学博士发现：尽管抛弃头脑中的固有观念很难，但我们不得不首先做一项工作——完全的实证而非从规范出发。在此前提下，诸多在簿记时代手工计算无法实现的瞬时交易成为可能当然，这一稳定币机制与欧元不同，其并不取消各国的主权货币，因而也不影响货币政策的自主性。

四第二个问题：货币政策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基于我和刘学博士对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和2008年后的美国及欧洲中央银行的政策检讨。无论哪种形式，在一个充分套利的市场上，都会影响该货币的供应量或利率。但是，在2020年8月的那个傍晚，我下决心用可能10年的时间来致力于弥合理论与现实之间的鸿沟。在我们猜想时，我始终以Keynes（1936）的名言警醒我和我的学生——有一些狂野的猜想似乎天马行空，得自于天籁。

这是因为，真实世界的世界货币肯定存在一个返程投资市场。前者一生坚持汇兑是冗余的交易成本观念，经历了单一货币区理论在欧元区的实践，但没有也很难实现美元化（dollarization）的乌托邦。

同样地，也许我们无法再用同样的模型来完全理解并参与或影响此时的货币经济。根据我的研究初衷，2020年8月的那个苹果给我的直觉冲击仅仅是货币存在大量发行的空间，事实上，各国正在这么做。

仅仅因为在数字时代，陈年老酒贴上了新标签而已。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假如理论与现实之间真的存在鸿沟，那么，是理论错了，还是我们对现实的理解有误？这就涉及认识论层次的讨论。这些研究所隐含的假定是：金融中介在宏观上是无关紧要的——它仅仅是一个桥梁和筛选机制。这是因为，这些貌似简单的问题并不能从厚厚的手册中找到完全能说服我的答案。但是，通过在理性层面研究上述现象，很快我就发现存在三个极其具体的理论问题：第一，我们如果要确定货币会造成资产市场牛市，那么首先需要明确货币是如何进入资产市场的，或者说，凭什么断定货币缺乏进入实体经济的积极性。之所以用这个例子，是因为作为一个教员，我发现从货币、货币需求、货币供给、货币政策到世界货币，相当多的理论论断实际上还停留在我们人类曾经经历的金属货币时期——包括我们耳熟能详的三元悖论（The Impossible Trinity 或 Mundellian Trilemma）理论等。

第六个共识是货币政策规则。按照边际成本定价法，比特币越接近资产则距离广泛流通的货币越遥远。

因此，一切宏观审慎管理最终都无法离开货币政策而独立存在。显然，这一分析框架不一定符合货币演化史，不一定满足所有的逻辑条件，不一定契合未来世界的货币循环，更不可能适用于极其特殊的情形，但它应该符合我从事货币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这三十年真实世界货币运行的一般状态。

事实上，各国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了上述现象并非主观臆测，而是正在发生的事实。对货币循环、货币政策和世界货币演进的理解加深了我们对真实世界货币经济的认知。

由此得出的结论必然是：若数字时代的信息不对称性问题得到根本解决，则储蓄—投资可以被大数据（我们可以想象为一台具备超级运算能力的计算机主机）自动撮合，由此可以解释互联网金融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我们的讨论可以说充满了火药味——作为教师的我一度很难说服作为合作者的学生。另一方面，特定资产（比如数字资产）的日益昂贵，使得其也走向自己的反面，缺乏作为一般等价物所必须具备的流动性（即被收藏，而非流通，这是贵金属退出货币的宿命）。原来的金融稳定理念基于金融同业之间的交互资产负债连接，因此大型机构的流动性问题往往对整体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具有致命影响。

那么，数字时代的世界货币（或世界货币体系）可能会长成什么样？我和我的学生们作了如下猜想。第二个共识是货币政策的超级中性。

然而，在当前的中央银行—商业银行货币发行体系下，货币发行实际是对金融机构和借款人的补贴，只要政府不是债务人，就不会在此进程中获取任何税收。三卷分别解决三个基本问题——第一卷《货币与货币循环》试图解释货币如何流通。

因此，我和学生们的实验是基于自由贸易和投资协定，在缔约国间基于人工智能（AI）算法设计一种基于浮动份额与套算汇率的数字稳定币。所谓外汇储备，在货币意义上就是一个浮动权重的主权货币篮子。

基础货币增长额=商业银行信用贷款增加额- 居民储蓄存款增加额。但是在《货币论》的三卷呈现中，读者们看到的必然是模型推导和一系列定理体系。第一个表象是脱实向虚的叠加态。在从事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研究以及提供政策执行建议的时候，就按政策规则经验提出操作建议。

因此，问题的本质并不在于虚实二分法，而在于一个经济体的货币循环是否存在套利性激励。不过，人类货币史上的猜想转化为现实的实例是有迹可循的。

第三个共识是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存在上下限。比如，金融服务业的增加值可能既来自服务和资产负债撮合，也来自套利性自营。

从最终目标看，货币政策应该盯住扣除了金融业增加值的增加值。在定义上，货币也依旧还是那个货币。